竹东

4.3.2业余剧团和剧团里的小伙伴


西方音乐剧的中国粉丝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集体活动——对剧目的自发排演。在30位受访者中，有6位提到大学中的音乐剧协会/俱乐部（剧社）中对经典剧目的排演（占了五分之一，好吧，again，因为我在微博取的样，受访者都很年轻。但是也有一位毕业多年的小姐姐提到了十几年前在大学的剧团经历）。

尽管大学生业余剧社活动对音乐剧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还是无法与字幕组相提并论的，但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音乐剧表演仍对这一代年轻的音乐剧粉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学期间，我创办了XX大学音乐剧社。2008年，我们剧社排练了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当时我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但是我仍然和朋友们一起对剧目的排演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14万人民币的赞助，因此我们有条件在XX市租了一家商业剧院来进行这场盛大的演出。
等2014年的时候，《伊丽莎白》才正式被引进国内，在上海盛大开演。当时许多剧院观众在社交媒体上提到，他们之所以去剧院看剧，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当年在2008年的业余表演。”
（第29名受访者，33岁，女，老师，香港）

与网站视频的隐藏性质相比，业余剧院团体非常公开（唉，用膝盖想想，活人的公开演出当然比发视频更引人注目、难以隐藏身份）。这导致了有关版权的更多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粉丝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参与，其实是促进了音乐剧产业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竞争关系。

Nicholson等学者指出，戏剧文化向来以平等主义为荣，但在实践中，业余表演经常受到专业人员的嘲笑，讥讽和阻碍，这些专业人员会有一套合法合理的语言和行事准则来维护文化特权和经济特权（Nicholson，Holdsworth＆Milling，2017） 。中国音乐剧粉丝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2017年夏季，我们大学的音乐剧社演出了《悲惨世界》。许多人认为我们侵犯了版权，一些针对我们的批评也很严厉。有人写信给版权所有者，于是版权方给我的大学发了一封询问信。我们不得不根据《伯尔尼公约》向我的大学解释很多次。”
（第30名受访者，24岁，女，律师，北京）

不过，虽然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类似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受访者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观点也不太相同。

但是与字幕组的采访类似，尽管这种排演剧目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性质，但没人觉得自己是什么突破版权霸权的先锋。受访者讲述的重点都落在他们的“社交网络，友谊和共享历史”（Nicholson等人，2017）上。

“每天的排练意味着一起唱歌跳舞。我一直觉得，这种活动非常符合人性。有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为一件美丽的事情而努力真的让人很开心。即使我已经工作，我也会回到大学校园与朋友们一起进行一些音乐剧的研究。当时的许多合作伙伴直到现在都是非常好的私人朋友。”
（第30名受访者，24岁，女，律师，北京）

“我通过音乐剧表演结识了很多好朋友。结婚时，我还邀请了这些朋友参加我的婚礼。这种友谊对我来说很特别。”
（第29名受访者，33岁，女，老师，香港）

在当代生活中，这种创造性的参与，其实是“生活政治”（这里政治就是指一群人组织、活动的方式）的一种新形式——这些粉丝排演剧目的工作量其实非常可观，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不亚于一份专业工作，于是这种参与性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除了没有挣钱之外）。

而且一些排演剧目、翻译字幕的伙伴会建立长久的社交友谊，也会带来社会性的认同，这点也往往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才会带来的。在评估这些爱好时，粉丝们也是经常强调这项活动的特殊社会功能。

DiMaggio（1987）和Fiske（1992）认为文化和艺术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式，除去家庭血缘婚姻关系和工作关系，还有什么能够形成固定的、长久的、亲密的关系呢？也就剩下有关文化和艺术的爱好了（文化广义上也包括体育，还有其他各个跟精神追求有关的方面）。

但是，这也是人们拥有较高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结果。因此，这种美好的、创造性的休闲活动，例如字幕翻译和排演剧目，其实已经是社会各阶层中幸运者才可以享受到的了。